其次，索尼等四人在拥戴福临及同多尔衮的抗争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地站在孝庄文后那边，深得她的赏识。这亦是他们能出任辅臣的重要因素。在皇位继承上，立豪格有碍，索尼主张皇子“必立其一”，这使多尔衮预谋大位的企图受阻。多尔衮擅政，在与索尼“誓辅幼主”的六人中，谭泰、巩阿岱、锡翰均违背盟约，心归摄政王，遂逼鳌拜等悔弃前誓。“公（索尼）终不附睿亲王（多尔衮），于政事多以理争，王由是恶之”[17]。以致索尼、鳌拜俱被问罪降革，又远发索尼于盛京。苏克萨哈原为多尔衮近侍，正白旗骨干之臣。多尔衮死后，未出三个月，他与詹岱、穆济伦首讦多尔衮私备“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阴谋篡逆”。[18]苏克萨哈投靠了孝庄，立即被提拔为巴牙喇纛章京（汉名护军统领）。遏必隆、鳌拜屡建殊勋，鳌拜攻讦谭泰附睿亲王营私揽政诸状。此时对多尔衮的态度则成为孝庄考察官僚的试金石。福临亲政后，将索尼等官复其职，委以重任。索尼等更加感恩德德，仰报皇上。在孝庄圈定的四辅臣就职誓词上有“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等语，对四大臣加以种种限制。这样，在中央就形成一个以孝庄文皇后为主，四位异姓大臣为辅的统治核心。《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四辅臣担当国事，裁决庶务，入白太后（孝庄）。”[19]任用异姓大臣掌权，迫使爱新觉罗宗室子孙不得干预朝政，保障皇权的稳定与持久。 

    辅政大臣与摄政王执政相比，更有利于幼主皇位的稳定。其一，两者*地位差别大。摄政叔王皆为宗室近亲，皇帝叔伯长辈，又为一旗之主，军政地位极其特殊。例如，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是皇叔，正白旗主；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侄儿，镶蓝旗主，皆为“四小贝勒”之一。而辅政大臣，皆为异姓臣子，与皇上除君臣关系之外，八旗中尚有严格的主仆名分。由于叔王和辅臣同皇帝的关系不一样，叔王权势大，容易揽政，而辅政大臣会受到太皇太后和诸王的双层制约，不敢轻视太皇太后和幼主。 

    其二，两者权限各异。摄政即替君执政，代行皇权。摄政王能独自处理军国大政，并以皇帝的名义颁发谕旨，体现自己的意愿。辅政大臣职能仅为佐理政务，受皇太后的制约。四大臣不得擅自决定朝政，必须共同协商，呈请皇太后恩准，以皇帝谕旨或太后懿旨发布，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太后和皇帝的旨意。总之，摄政诸王位高权重，极易排斥皇太后和幼主，而辅政大臣则可以维护皇权，有效地防止叔王干政。[20]可见，四大臣辅政体制取代亲王摄政，这是孝庄文皇后的殚精毕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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