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在中华民族生存空间之内，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部族，即游牧部族和农耕部族。其分界大约在北纬四十度一线。二者既相互依存，又辄生芥蒂。农耕部族为抵御游牧部族的侵扰，不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起绵亘万里的雄伟长城，但双方的联系万难割断。无论是汉武帝的“北击匈奴”，还是后来的“五胡乱华”；抑或是蒙元的“铁马金戈”，还是朱元璋的“驱除鞑虏”，两大部族在上下千年、方圆万里的广阔时空里一次次地重演着拉锯战。在此过程中，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北方游牧部族的优秀文化成分不断被吸收、消长，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体系。

经济文化层面依存源远流长，也就预示着制度层面的归一势在必然。满族先世虽长期偏成东北一隅，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族人农牧双全，兼擅渔猎。当其把握契机，挥师中原，定鼎北京，君临华夏以后，以其特有的对两种文化内涵的颖悟，从全新的视角，用独创的方式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终于完成了将两大部族融为一体的历史重任，使万里长城永成陈迹。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屡蹶屡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民族认同方面不拘血统来源，而只看文化体系和地理位置。因此，商以东夷而继夏，周以西戎而承商，皆为华夏所接受。秦以西戎之部族后裔建起大一统的中原皇朝，更是中华文化本位的最生动的证明。

汉承秦祚，疆土日广，文化发达。但中国历史周期性危机的规律决定了农耕文化（中原文化）若无游牧文化注入活力，则无一例外地呈由盛由衰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周边民族（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却往往能够突然崛起，迅速强大，形成对中原皇朝的严重威胁。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中原农耕民族节节败退。其结果是，一方面，南方地区进一步得到开发，另一方面，进驻中原的原游牧民族改变生产方式，接受并改造中原文化，逐渐变成农耕民族的成员。因此，从文化流向上考察就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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