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元年，清高宗认为圣庙脯醢宜更为丰富，议准“鹿脯鹿醢加增鹿二，正位及四配，崇圣祠正位，仍用兔醢。十一哲两庑，崇圣祠配位两庑，易兔醢为醓醢，加增豕二”[35]。 

三年，高宗视学释奠，以“既行亲祭，仍当从三献之仪”。自此，初献、亚献、三献之爵，皇帝均躬献[36]。并颁敕谕一道：“四配、十二哲后裔，及元圣周公裔东野氏等（来观礼）三十一人，均送监读书”。[37] 

十八年仲秋上丁，高宗亲诣文庙致祭先师孔子，定“大成殿内十二哲，东西各豕首一，每位豕肉一盘。……十二哲东西各少牢一案，两庑各少牢三案”。又因“两庑位次皆东西向，先贤先儒南北分列。向于中闲墙壁空处设案，案上供豕首六，皆倚于壁，前设香帛案。分献官各一人，皆向墙壁空处奠献，于礼未协。应照帝王庙分献之例，两庑各用分献官二人，各增香帛一案，俾得就位行礼，以严昭假。再十二哲两庑，向皆于各位前豫奠一爵，其分献官行三献礼，则统奠三爵于香案，以太常寺执事人不充数故也。嗣后丁祭十二哲两庑三献，均令肄业诸生奉爵，令东西分献翰林官，各奠三爵。其两庑分献国子监官四人，一如帝王庙之例，各统奠三爵”。[38]这样，祭孔规制又向大祀迈进了一步。 

五十年，高宗以辟雍落成，亲诣释奠。此次释奠恰逢春雨，乾隆帝深为欣喜，念及随从执事诸臣及观礼人员衣履均湿，下令“所有执事扈从的王公大臣、衍圣公并文武官员俱纪录一次。其观礼诸生及圣贤各氏后裔，分别查明赏赉”：加赏圣贤各氏后裔五丝缎一百二十二卷；朝鲜国使臣大缎二疋、八丝缎四疋；观礼诸生紬三千八十八疋。[39]并奏准，“至圣后裔，以往陪祀五人都为曲阜籍，由衍圣公带领，此次衢州孔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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