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五经博士，亦带领二人，嗣后定制为：曲阜五人，衢州二人；元圣裔，原陪祀二人，为山东省东野氏，今陕西姬氏，添设五经博士，定为东野氏二人，姬氏二人；有子裔，陪祀二人，由山东肥城有氏五经博士带领；朱子裔，向例陪祀二人，今安徽婺源，福建建安，各有额设五经博士，嗣后将原定二人，于安徽福建二处分派，定为婺源一人，建安一人。”[40]此后，凡临雍释奠前，先差人传旨，诏谕衍圣公五经博士至圣裔五人，元圣周公裔、四配十二哲裔各二人，乘传赴京。及各氏子孙列官在朝之人，各官学师生，直省在京需次之进士、举人、贡、监生，咸与观礼，成为定例。自此，凡皇帝亲到文庙释奠，礼仪皆与乾隆五十年同，当日如果遇雨，均照乾隆五十年例加赏。
乾隆五十五年后，清高宗以“年寿渐高，恐精力或有不逮，” 传谕内外，“所有中祀之礼，不再亲行”[41]。然而乾隆六十年二月，清高宗却亲诣文庙行上丁释奠礼，以昭崇儒重道之诚[42]，这是祭孔仪制已经超越中祀的又一例证。
综上所述，清代昭宣文治，通过不断提高祭祀孔子的仪节定制，来表达大清王朝“崇儒重道”的价值观念。其中圣祖释奠阙里，三跪九拜；雍正帝临雍，只称诣学，奠帛献爵均跪立；乾隆帝释奠，谕令黄瓦饰文庙，躬行三献礼，以之为常例，为清代祭祀孔子的仪制抬升为大祀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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