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平中原上。然而《礼记·乐记》云“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二王异世，不相袭礼”[20] ，这种王者事定功成，制礼作乐的思想，致使清朝统治者在全国统治稳定后，开始对祭孔礼仪不断加以损益。至光绪三十二年冬十二月，慈禧皇太后以“孔子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升释奠礼为大祀，[21]在京孔庙祭祀孔子，均“乐用八佾，增武舞，释奠躬诣，有事遣亲王代。分献四配用大学士，十二哲两庑用尚书。祀日入大成左门，升阶入殿左门，行三跪九拜礼。上香，奠帛爵俱跪，三献俱亲行。出亦如之。遣代则四配用尚书，余用侍郎，出入自右门”。[22]在此之前，国家大祀特指祭天地、祭太庙、祭社稷。把祭孔与祭天地、太庙、社稷等同，清朝对孔子的推崇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清代把祭孔规格提升到大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其循序渐进的过程。
早在清入关前，沈阳文庙建成时，太宗即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并从唐制，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释奠礼”[23]，但此时祭祀礼制已无可考。“春秋二仲上丁行释奠”指每年春秋二季的第二个月，即二月、八月的第一个丁日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又称“丁祭”。清入主中原后，于顺治二年重申：“每年春秋仲月上丁日，祭先师孔子。……如遇有事，改次丁或下丁”[24]。自此，有清一代丁祭礼一直实行。
顺治二年八月以前的丁祭礼，查诸实录仅记之为“遣官祭先师孔子”，并不著录主祭官员。由此可知，最早派遣主持丁祭的官员，职勋并不确定。顺治二年有谕，丁祭时遣大学士一人行礼，翰林官二人分献。国子监祭酒，祭启圣公于启圣祠。[25]顺治二年八月丁亥，《清世祖实录》开始明确记载“遣大学士李建泰祭先师孔子”，大学士主持释奠礼于是成为定制。至雍正三年二月丁丑，出现了“遣果郡王允礼祭先师孔子”[26]的记载，大学士主持丁祭的仪制被打破，这是提高春秋仲月上丁释奠规格的一个信号。至雍正四年八月仲丁，清帝首次亲诣释奠，祭祀仪制与“临雍释奠”同。[27]自此，如有清帝亲诣文庙行丁祭礼，其仪制皆与“临雍释奠”同。
“临雍释奠”特指皇帝亲诣国子监(或太学)讲学之前祭祀孔子的礼仪。皇帝亲自到国子监讲学之礼，始于汉明帝，唐以后，始设讲榻。明代设御座于彝伦堂，清沿明制，顺、康、雍三朝，清帝均曾诣国子监释奠孔子，并至彝伦堂讲书，称之为“视学之礼”，此时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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