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联盟，从木质来说，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联盟，它的基础是不巩固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会党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其关系发生急剧的变化。究其原因，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它除了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外，还具有突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触及中国革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它是一个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革命土地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要求。但是，这个纲领没有同农民无偿地获得土地联结起来，不赞成用暴力革命手段“夺富人之田为己有”，（《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8页。）反对农民起来推翻封建地主在农村的统治。他们要求广大下层群众有秩序地进行活动，等待他们采取社会改良的方法，接受他们“永远不用纳税”等“恩赐”。（《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9页。）而广大下层群众则非常希望立即获得土地。反映在《龙华会章程》中，就鲜明地提出：“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龙华会章程·会规十条》，史学会：《辛亥革命》，（一），第540页。）四川广安孝义会首领张伯祥传播：“田土岂是富家物，上山打猎，大家有份。”（杜钢百：《张百祥革命事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334页。）这都反映出会党下层群众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因此，他们在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在乡村的统治方面，有的比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坚决。四川大竹孝义会首领李绍伊提出“以完成洪秀全先烈未完的事业，使中国成为昌明强盛的国家，人民享自由幸福的生活。”他领导的起义军，“所至各县，杀清朝官吏，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开仓济贫，府库金银充军用，打粮店、当铺，没收土豪劣绅财产。”（政协大竹县委员会：《李绍伊领导大竹农民起义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297页。）这就必然沉重地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在乡村的统治。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里的很多人是从官僚、地主转化而来，他们同农村的地租剥削有着密切联系，对于反封建没有兴趣。武昌起义后，广大群众的反抗封建地主的斗争，必然触及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土地和利益。作为这个阶级的*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有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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