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另一派意见，则是对下层群众采取镇压的方针。武昌起义后，湖北、广东、上海等地军政府先后出示要求镇压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在武昌起义后两天，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以黎元洪名义发布《通告各省城乡地方巡警文》，（曹伯亚：《武昌起义》，史学会：《辛亥革命》，（五），第142页。）同上海《军政府通告各省城镇地方巡警文》、（《时报》1911年11月6日。）广东革命党人拟订的《军政府告巡警文》，（大汉热心人：《广东独立记》，《辛亥革命资料》，第450页。）从内容到文字几乎一致。（三通文告中，惟广东拟订的文告多以下内容：“为汉族报大仇，务使杀尽满贼而后已。”）他们在文告里说：“本军政府担光复之重任，指日即率师大举，深恐饥寒无告之民，乘间窃发，施其抢劫之手段，而本军政府军事旁午之际，势难兼谋并顾。所有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维持地方之安宁秩序，皆惟我同胞巡警是赖。”（引文从《武昌起义》一书所录湖北军政府1911年10月12日发布的文告。）这几通文告说明了什么呢？（一）文告中所称的巡警是清政府的一支反动武装。资产阶级革命派要依靠这样一支力量，镇压“饥寒无告之民”，说明他们已经准备联合敌人反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了。（二）这几通文告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聚集的几个最主要的地区，而其内容又那么一致，无疑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种比较普遍的愿望和意志。这样，他们就开始把自己摆在同会党对立的地位，破坏着同会党之间建立的革命联盟的*基础。他们同会党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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