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贩子王子尼忽然心血来潮要办同志军，……人马集中的那天，许多替地主收租谷的临时挑脚看见了，就把装着谷子的口袋挑到营门，扁担成了武器，当天就聚集了一百多人。一个放鸭蓬子的一千多鸭子，正在谷桩里寻吃，王子尼一声令下：‘打赵尔丰！’他的队伍马上散开捉拿鸭子，吃不完的也用竹竿打死。象王子尼式的队伍，几天内各地都出现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212页。）

四川的同志军，一般说来，纪律是不错的，他们在成军之后尚且带有“绿林”气息，其他缺乏斗争目标的以专打“鹧鸪”为目的的小股会党群众的活动，带有“强盗性和无组织性”，（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00页。）当会更严重一些。这势必引起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不满，并以此作为镇压下层群众的口实。

资产阶级革命派，面对着他们同会党之间上属种种矛盾，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从笔者掌握的很不完善的材料来看，大体可分为下述两种：

（一）谭人凤等革命党人提出了“改进”秘密会党的意见。他们引用历史上“载舟覆舟”的警句，指出要善于利用下层群众的力量，把他们纳入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轨道。“训之有方，则武汉一呼遂成革命”。“刀锯不能威吓者，可动之以感情；法律所不能防维者，可化之以道德。诚使纳之正轨，导以生计，以联络为同化之具，寓解散于归并之中。”（以上均见谭人凤等：《发起社团改进会，改进旧有秘密会党》，《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资料》。）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刘崛致电孙中山，反对广西地方政权对民军采取赤裸裸的镇压，要求“悉数招抚绿林，分别安置，……除劫掠外，不得诬民军为匪。”（《辛亥革命资料》，1961年第1号，第103页。）他们对会党及其领导的绿林武装或民军，主张采取“改造”、“开导”、“安置”的方针，大体上是符孙中山所一贯坚持的“改造”会党的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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