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的地区，双方的矛盾，则突出表现在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的问题。面对着武昌起义发动起来的巨大的下层群众的运动，不少革命党人，心事重重，忧心忡忡，唯恐不能控制下层群众的反抗运动，害怕革命成果落到群众手里。他们惊呼：“乱机随地即发，可为寒心。”（《民国报六大主义之宣言》，《民国报》创刊号。）陕西革命党人的表现很具有代表性。武昌起义前夕，陕西的哥老会、刀会，很有势力，并准备发动起义，“其首领有救民伐罪之宣言”。（郭成孝：《陕西光复记》，史学会：《辛亥革命》，（六），第41页。）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立即意识到，如果听任会党单独发动起义，自己就会被人们抛到一边，革命后的政权就会落到会党手里。于是他们一方面加紧准备起义，另一方面又力劝会党暂缓发动。在他们联络会党成功后，陕西革命派发动了起义，但他们仍然无力控制群众运动的发展。军政府中，“除（张）凤□之外，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手中。”由于会党势力过大，资产阶级革命党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没有能够把这些力量压下去。因而他们认为“革命失败了”。要求黄兴、黎元洪派一支军队到陕西“驱逐哥老会势力”。（以上见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I集，第144—155页。）不难看出：在辛亥革命的进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会党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在一些地区是很激烈的。

另外，从会党本身来看，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9页。）有不少起义队伍（如四川李绍伊领导的起义军、湖北江湖会领导的起义军等），固然纪律很好，的确也有不少会党群众做了一些破坏社会治安的事。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早在会党的传统斗争中即有“打鷓鸪”（拦路打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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