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揽人才。 

清政府推行科举之初，即注意将各地士子尽量网罗进来，以保证选拔面的广泛。而科举经费之投入，也体现了这一原则。科举考试是集中考试，乡试要集全省生员到省城，而会试则需天下举子集聚京师。士子赶考，不仅需要车船之费，还需要食宿之费，贫苦之家是难以承受的。且不说举子赴京，即使在本省之内赶考，亦非易事。康熙三年甲辰科状元严我斯，浙江归安人，家境贫寒，顺治十一年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贫不能买舟，附一粪船以行，仅携饭一筐，船中臭秽不可向迩，乃于船首背风食之”[42]。《明斋小识》作者亦称，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到金陵(今南京)参加乡试，“盘费日增，见昔人旧帐所用约三四金耳，予初试时只加其半，今则非二三十金不能行矣。寒士馆谷一年所入几何，何所持作破浪想也”[43]。可见赶考之苦确实拖累了许多士子，使一些人裹足不前。清政府为举子颁发盘费银，各省对生员也颁发乡试盘费，多少可以解决一些人的困难，不无小补。它体现了清政府希望天下有才的士子都能参加选拔的愿望。自清初以来，湖南士子均须赴湖北乡试，由于“远隔洞庭八百之险”，以致士子“裹足不前十有七、八”。康熙五十二年，偏沅巡抚李发甲奏请湖南分闱，并称:“今湖南诸生愿捐三年廪膳、科举盘费、岁贡旗匾、举人会试脚价各项银两，于长沙府设立科场。”[44]为“广育人才”，雍正元年，命礼部与湖南巡抚协商，由政府拨款，在湖南建立贡院，使湖南士子“共遂观光之愿”[45]。二年，湖南士子便在长沙应试。乾隆十年，新任湖南巡抚杨锡绂奏请扩建湖南贡院。这无疑是湖南士子所期待的，时有“长沙副榜高拔，偕七十九庠诸生，呈请以本科恩赐公车路费及是年廪饩，为改建号舍费”[46]。乾隆五十四年，两广总督福康安奏报，两粤地方士子赴考踊跃，请于“额送科举外，多行录取数百名入场”，所需经费自行筹办。高宗认为，士子愿赴科场，实为国家之幸事，但科场经费俱系动支官项，从无督抚自行捐赀之理，“福康安所省区区科场小费”，实不及普免天下钱粮“千万中之毫厘”，遂令军机大臣传谕福康安认真办理，并“寄知各省督抚，令知朕意也”[47]。高宗正是要用这“区区科场小费”换来更多士子的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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