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能维持表面上的和谐。咸丰五年(1855年)孝静皇贵妃病危，奕訢请咸丰尊其母为太后，奕詝内心深不以为然，故口头上虽哦、哦连声，实际并不愿办。奕訢封母心切，即至军机处传旨令具册礼，逼得咸丰不得不为其母上尊号“康慈皇太后”。这样，奕訢之母封号虽得，兄弟之间的裂痕更大，矛盾也日渐公开化了。这一年七月，康慈皇太后死去。不久，咸丰即以奕訢办理皇太后之丧“礼仪疏略”的罪名，将奕訢逐出了军机处，并罢其宗令、都统之职。直至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咸丰才重新授给奕訢都统之职。从此奕訢始终处于受冷落、被排斥的地位，由觊觎帝位而导致的猜嫌不和，在咸丰当政的十多年中，倒也没有在政海中变幻出什么风云。因为咸丰皇权在握，奕訢纵有不世之才也只能俯首称臣，无可奈何。但是在咸丰十一年(1862年)，当咸丰在内忧外患的煎迫下，于正当壮年时即留下一个乳臭未干的儿子撒手归天时。终于给了奕訢一个重返*舞台、充当重要角色的机会，并由此演化出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场宫廷政变。
中国古代的*结构是社会结构与*结构基本上合为一体，治国如同治家。在家讲亲亲之谊，在国讲君臣之道，二者一脉相承。家天下的观念便是这种*结构的反映，在实际*操作中，体现的是“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的统治原则。在春秋时代，列国之君与天子同姓者十之六，天子勋戚十之三，前代后裔十之一。对具有宗法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实行分封，目的在于建立以天子宗族为主干，天子勋威为辅翼的政权体系，以期使宗法血缘关系在维护天于正统地位和有效统治方面，发挥出骨干和地缘上的屏卫作用。
然而，事与愿违，专制皇权与诸侯的相对独立的统治权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因此，二者必然发生冲突。诸侯势力往往发展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日益产生对中央的离心力，而专制皇权则决不能容忍在它的统治范围内出现几多“模拟天子”。实行分封制本来是为了达到“亲亲之谊”、“屏卫王室”的目的的。但往往走到其反面。成为皇权的掣肘因素和皇室宗族内讧的直接动因。专制皇权无所不及，它与其他任何权力都格格不入，诸侯有权就意味着皇帝失权，反之亦是如此。无论是父子、兄弟、亲戚在权力面前是无所谓‘亲亲之谊’的，只有在不危及皇权的前提下才有意义，一旦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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