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六年（1811）正月又指出；河工连年委用帑银三千余万两，谓无弊窦，其谁信之？！[45] 遂特派户部尚书托津及顺天府尹初彭龄为钦差大臣，对近年河工开支款项进行核查，虽未发现重大贪赃案情，但对于浪费、借支以及工程质量等项，均作出了处理。如加培黄运大堤夫役增价，多用银四万八千余两上年挑复海口时，接济疲累工段借银共十万六千余两，均著新任南河总督陈凤翔分别勒追。又挑挖淮北盐河，既未事先奏明，所办工段复有淤垫，所有此项工程用银八万三千余两，著由吴璥、徐端照数分赔完缴，并交部严加议处[46]。历任河总、副总徐端、吴璥、戴均元、那彦成等均分别受到降革，此外尚有四十五名员弁被革职。这是嘉庆自即位以来，对河工失误有关官员作出的一次较为集中的处理。但从这次处理中也可以看到，嘉庆对于河臣的升革调用，已处处显得捉襟见肘，许多被革官员，因不能“全易生手”而被“姑留本任”，或“留工效力”。
嘉庆本来打算提拔后起之秀、浙江巡抚蒋攸銛总掌南河。但蒋攸銛却以“未谙河务，深恐才不胜任”而两度恳辞，嘉庆只好让他仍回浙江原任[47]，另调陈凤翔为南河总督。其实，陈凤翔在直省时声名并不怎么好，以赀得任永定河道，十四年擢河东河道总督，逾年即总掌南河。嘉庆把如此重任交付给陈凤翔这样的人，不出问题才怪。
嘉庆十七年（1812）四月，礼坝要工开启，陈凤翔并不亲赴勘查，已属失职；六月，大水冲动坝下桩木，工程出现险情，陈凤翔仍不到位，一直拖延到八月初二方赴坝堵筑，所费工银已达二十七万七千余两，仍未竣工，致使清水大泄，下河州县也被水成灾，为两江总督百龄参劫。再加上上年王营减坝及李家楼漫口，陈凤翔均有贻误，遂一并论处，先是革职留于工地．交百龄差遣，并罚赔银十万两。南河总督一缺，著淮阳道黎世序署理[48]。但嘉庆对此事愈想愈气，没过几天，他决定加重处分，以“陈凤翔息玩乖舛，贻误全河大局，殊堪痛恨，褫革尚不足蔽辜”传旨“将陈凤翔在礼坝工次枷号两月示众。如礼坝克期堵合，再移往他工，限满疏枷，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俾通工大小员弁，共知总河大员一经贻误，尚如此重惩，庶怵目警心，群知炯戒”[49]。这是嘉庆对河臣失职作出的最重的一次惩处。
就事而论，陈凤翔因属罪应得，但参劾者百龄，其罪责在某种意义上说更为严重，难怪陈凤翔不服上诉。嘉庆曾派吏部尚书松筠进行按勘。经松筠讯明，百龄委派朱尔赓额经办筑坝抢险之苇荡柴束，柴质霉湿，且夹带杂草充数，而百龄被其欺蒙，率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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