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嘉庆整治河漕的计划一再遇到挫折，但应该承认，他已是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凡有利于治河，他是很舍得花钱的，仅用于南河工程一项，历年拨给银数不下四千余万两，是仅次于军费的另一项大开支。早在嘉庆初年，他就告诫河东河道总督王秉韬，治河“勿偏于节省”[41]。嘉庆十五年五月，直隶总督温承惠奏称：直隶河淀淤垫，疏挖“约需数百万金，一时碍难请拨，且南河大工未竣，应俟经费充裕再行办理。”嘉庆帝斥之为“所见尚浅”。并说：“国家经费有常，原不可以滥用，然关系生民要务，则虽多不容靳惜。若如温承惠之意，必俟南河一切工竣始行兴办，则南河工程甚多，难以克期办竣，岂有因此而令畿辅要工日久延误之理。”遂命核实银数，发帑兴办[42]。

同年十月，嘉庆又针对南河工程拨款已数千方两，而“漫工倒灌”仍“岁有其事”，在御旨中提到：“朕为民生运务（河务），日夜焦劳，原不惜多用帑金，惟于国事有济，即千百万不为溢费，若置之无用之地，虽铢两亦属虚糜。”这些话，当系实情。事实上嘉庆一朝，凡属有关河工请款，嘉庆基本上都是“全数拨给”的；甚至有些是河臣们未考虑到的动项，嘉庆也主动地给予拨发。当然他也经常警惕乾隆时期河臣们“借工支销”、“私侵入已”之类事件的发生。

嘉庆十一年（1806）九月，因郭家房漫口，两江总督铁保请拨银五十万两解工应用。嘉庆虽令两淮运库、淮安关库照数拨给，但在上谕中不得不明确指出：南河工程，近年来拨银不下千万，较军营支用尤为紧迫，实不可解。况军务有平定之日，河工无宁晏之期，水大则恐漫溢，水小又虞淤浅，用无限之金钱，而河工仍未能一日晏然，此即工员等虚冒之明验。该督等每报一险工，必称他处尚有应办之工，是报险者只有一处，而预为将来增工之地则不只一处。朕固不惜多费帑金，设法疏治，但尽归虚掷。即恢督等毫无沾染，而任听工员捏报浮开，又安用伊等为乎？！[43]嘉庆十五年十月的一道上谕中说：“近年以来，南河工程所费帑金不下数千万两，而漫工倒灌，岁有其事，偶值风雨，即不能防守平稳，且每有一处漫工，遂请帑大办，其岁抢修银仍不能少减，无日不言治河，究之毫无功效”[44]。清帝对治河非常重视，投注大量资金，而河患不断，年年有险情，本身就说明了治河官员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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