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帝办事，对于延宕拖沓最为反感，对待河务尤其是这样，不少臣工为此受到过严旨切责和处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求快，而是相当注意掌握分寸。如嘉庆三年五月，李奉瀚等奏请将漕汛漫口工程推迟到七月后堵筑，嘉庆便及时提醒他说：“向来堵筑漫口，总须俟伏秋汛过，霜降后水落归槽，方可堵合。李奉瀚等不过恐所请为期太宽，似觉多延时日，故为此奏。殊不思七月后正值秋汛经临，岂可筑坝进占。况此次漫工，屡筑屡蛰，尤宜加倍慎重，自应俟七月新料登场后，预为鸠工集料，俟霜降后一举集事。”[15]可见嘉庆帝对待这类问题是实事求是的，而且考虑得相当细致，因而康基田、司马騊等人对此均不敢怠慢，将河工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在前头，“曹工遂以十月塞。明年正月，睢工亦塞。”[16]嘉庆论功行赏，赏还河东河道总督司马騊顶带，及两江总督李奉瀚、南河河道总督康基田翎顶，均下部议叙。

    为了加强对河务的管理，嘉庆帝还进一步明确了河督和地方督抚的职权划分。嘉庆四年三月，新任两江总督费淳自陈“素未谙习河务，恳请免其兼管”，嘉庆帝并不勉强，准其所请说：所奏尚系实情，两江总督统辖三省，事务殷繁，而督臣与河臣同在一处，往往意见龃龉，转多掣肘。总河系河务专员，一切堤防蓄泄事宜，自应责成康基因一手经理。但遇有经办工程，鸠夫、集料、筹款、拨项等事，必须费淳督率办理，方期呼应较灵。著传谕费淳、康基田即将河务工程应行分办事宜，何项应归总河管理，何项应由总督会同查办，可以永远奉行之处，详悉妥议，开单具奏，再降谕旨[17]。稍后，他还多次下令：河工省分，各设厅讯员弁，专管修防，各府、州、县地方守令，均不许再兼管河务，顶多在工竣之时，为慎重工程起见，可会同勘验[18]。

    嘉庆之重视治河，其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安民”，尽可能地减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着违背这一宗旨，嘉庆的态度相当严厉。四年六月，新任东河总督吴璥就因此而碰了钉子。他上任未久，即奏请增河工料价，归地粮摊征[19]。嘉庆虽然知道吴璥“熟谙河务”，专业素质较好，但并没有因此对他偏袒，当即严旨切责说：“河工需用物料价值，例有正项开销，岂容轻议加增？！乃该督等以筹备帮价为词，于地粮内按年摊征银十四五万两，使豫省群黎均受其累，为民上者岂忍出此？！虽所称酌添运费，每秸一斤只系五毫，而一经州县吏胥之手，则层层加派，所征必不只此数，且议加之后，不能复减，非暂时借资民力，竟永远累及闾阎矣。”[20]结果，刚上台的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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