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上谕看，嘉庆帝并非孤立地看待河工问题，而是把治河与吏治、漕运、民生、赈灾等方面综合起来考虑，并且开始用惩罚手段去整饬乾隆以来河工的积弊，以提高治河的功效。只可惜态度还不够坚决，措施也不够果断，因而实效不能不大打折扣。这一点，在其他事情的处理上也是如此，实为通病。

嘉庆三年（1798）三月，留任河东河道总督司马驹奏：豫东两岸堤工单薄，请择要增高，以御汛涨。嘉庆不同意这种旨在治标的短期行为，于是立即下谕指出：“治河之法，全在因势利导，若下游未能畅通，即将上游堤顶加高，日增一日，而河底淤垫，亦复日高一日，将何底止？！至大堤用土镶厚一节，此则可行。如果两岸一律坚厚，即遇盛涨，足资保护”[11]。是年五月，当嘉庆接到刘墉等查勘漕汛漫工的奏报后，再一次强调：下游河道，务须挑挖定深，将来合龙后，大溜归入正河，方能顺就下之势，倘不能畅达*，仍恐壅遏为患，所关甚巨。至漫水*，广筹宣泄去路。该督等务须亲赴各处相机开放，俾去路宽广，大汛时水有所容，毋得空言塞责[12]。 

仅过了三天，嘉庆又再发一谕：“今据勘明下游一带，间有淤沙一二尺至六六尺者，可见前此办理未善。一俟秋讯后，该督等务须督率所属，实力挑浚，于开放引河之前，俾下游一律深通，普复原挑三丈之数，以期引河溜势顺下畅注。倘再不妥速办理，致下游复有淤垫之地，壅遏为患，惟该督等是问。”[13]嘉庆帝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问题，表明他对疏导下游、通畅入海口的理论已深信不疑。

    但由于河臣们对这一方针理解不深，贯彻不力，因而河务仍然弊窦丛生，直到嘉庆十五年（1810），嘉庆帝仍然为这一理论大声疾呼说：“国家经理大事，总当扼其要领，专心一意，方克有济。即如医家治病，遇有棘手之症，若不究其受病根源，率行下药，虽多方治疗，其病不除。办理河工亦然，全河扼要之处，全在海口畅流。近年河工多事，皆由海口淤塞，下壅上溃，万病俱生，若果海口疏通，则河湖之水皆有归宿，何至漫决为患？朕数年来屡次降旨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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