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嘉庆帝对整治清口的思想便十分明确，决心也很大。他多次指出：“清口为咽喉要地，譬如人之一身，咽喉或有梗塞，则医治通体，亦徒无益。”[35]“治河之法，总以蓄清敌黄，刷沙济运为最要著。今黄水高于清水，虽船只暂资浮送，究恐清水淤垫，殊有关系。至借黄济运，尤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实非长策，此时总以疏治清口为第一急务，若清口不能畅通，虽多挑引河，亦属无益。至于多备剥船起运，更不足恃。铁保等务当迅速蓄高清水，使其力足以敌黄。俟黄水消落，清水外注，河口畅行无阻，方为一劳永逸。切勿仅事目前补苴以致每届漕运，办理棘手。”[36]对于原有的仁、义、礼、智、信五坝，嘉庆同意了吴璥的意见，“先将义字坝克期增筑，愈速愈妙。其余四坝及现在议修各闸，若同时兴工，不惟料物未必一时凑手，且拆修闸坝之时，亦恐清水宣泄，无由墙蓄。惟应酌量缓急，分年次第举行。”[37]

    由于嘉庆帝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实力督饬，因而河工形势一度大有好转。嘉庆十一年（1806）六月，清口的整治初见成效，嘉庆帝禁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在上谕中提到：“本年江境湖河异涨。高堰一带堤工，全赖先期加筑子堰，得以保卫无异。现在清水畅注河口，历年所积淤沙，刷涤殆尽，已复三分入运、七分入黄旧制，实为南河一大转机。”[38]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南河的治理，嘉庆又决定恢复南河正、副河督旧制。因当时被派往督治清口的吏部侍郎戴均元治理有功，授为南河总督，以原督徐端副之。戴均元在任三年，堵合黄河周家堡、郭家坊、王营减坝、陈家浦，及运河二堡、壮原墩，筑高堰义字坝，拆修惠济闸等，均有成效，特加太子少保[39]。

    然而黄河下游沿岸的溃决，清口的淤堵以及漕运阻滞的状况，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观。而河臣们仍为各自的治河方案争议不休，甚至是前后矛盾，朝定夕改，如南河总督吴璥及两江总督松筠，曾力主挑复正河，不久即以“工重费繁”而改变主意，仅过两三个月，又联名具奏改挑正河。一会儿说，挑挖正河有一百余里之长，又须一律深通，方能畅注；一会又说，只须将应挑处酌量挑挖，无须一律大挑。以至嘉庆不得不下旨切责说：修复正河，诚为正办。但经理大事，必须中有定见，岂可漫无把握，动辄游移，旷日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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