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年（1797）八月，山东曹县黄河北岸漫溢。嘉庆指示，此为“运道所关，不可不先事筹划。因思伊家河为宣泄运河涨水之路，江南荆家桥亦系微山湖去路，自应将二处广筹疏泄。著兰第锡等熟商筹办”[④]。又下令“赈山东曹、单、济宁、金乡、鱼台五州县并临清卫被水灾民”，缓征上述被灾地区应征漕项银两[⑤]。同年十二月，新任两江总督兼管南河事务李奉瀚奏：丰县濠河及护城堤因黄水淤垫、残缺，请分别征工挑筑，嘉庆仍然是从“安民”这一主旨出发，谕示内阁：丰县本系积歉之区，且屡经被水，若仍用民力挑筑，不无拮据，所有估需挑濠、筑堤、建桥银一万九千六百九十两，著加思准其动项修办、俾滨河百姓，共资保护。该督等务须督饬承办之员，实力经理，毋任稍有偷减浮冒，以副朕轸念歉区，奠安黎庶至意。”[⑥]自此以后，凡属规模稍大的河工，基本上是动项开支，以减民困。

当然，嘉庆对于乾隆以来河工的积弊是深知的，所以在上谕中特别叮嘱“毋任稍有偷减浮冒”。太上皇去世后，嘉庆在讲这类问题时便更加直截了当，如四年正月他谕示河南巡抚倭什布有关睢工堵口之事说：“合龙之事虽欲速，亦必须结实妥办，不可将就了事，屡次糜费国帑，以为开销地步，朝廷经费有常，岂任汝等浪费？！”[⑦]但由于积习已成，要想改变过来就不那么容易。

    嘉庆三年（1798）二月，李奉瀚等奏：诸汛坝工，因正月二十七、二十八两天风势甚狂，西坝后段，陡蛰入水，现在赶紧堵筑。嘉庆认为：漕汛漫工，甫于上年腊月合龙，今坝身复有蛰失，除因风狂溜激的原因外，显系上年堵闭不严所致，遂追究工程质量的责任，河东河道总督司马騊被革职留任[⑧]；康基田被褫翎顶[⑨]，两江总督李奉瀚上疏自劾，嘉庆特派大学士刘墉、尚书庆桂前往履勘，并谕示内阁说：此次漕汛漫工，总由该督等筑坝进扫，未能坚实，以致上年甫堵旋开。李奉瀚、康基田原系河东总河，司马驹系现任总河，厥罪甚重，本应革职治罪，始念伊等向于河工尚为熟悉，姑先革去翎顶，图功自赎。惟是现将届大汛，若漫口须缓至秋汛后始能兴工，则下游一带多系民田庐舍，必须广筹去路，俾水有归墟，方足以保卫民生。凡可递达六塘河归海及分池入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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