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君；八王“因事他出”、“祭祀等事”，皆须“告众商议”，或“告于众而往”；“不记父汗训诲之言，不纳众兄弟之谏，竟行背逆之事”，定予惩罚，甚至“囚禁之”；八王中如有不称职者，“其余七人”“则当易之，择其子弟为王”。如“艴然作色拒之，亦强行易之也。”
五，继续实行后金各项收入及俘获所得，皆由八家即八旗均分原则，以强调在经济上八王与国君利益均分，后者并无特权。
六，“ 国君于每月初五日、二十日御殿二次。除夕谒堂子拜神后，先由国君亲自叩拜众叔、诸兄，然后坐汗位，汗与受汗叩拜之众叔兄，皆并坐一列，受国人叩拜 ”。这一新的朝仪，进一步反映出八王在*上具有与后金嗣汗分庭抗礼之势。[4]
足见，八王共治制将使后金新汗的权力大为削弱，八王（八和硕贝勒，有时又称八贝勒或诸贝勒）的权力、作用则被突出，而后金新汗与八王之间、八王彼此之间相互监督与制约的规定，以及保证八王实力均衡、权力相等的措施，也十分引人瞩目。
八王共治制自宣布后，即开始部分实施。如八旗贝勒定期“齐集八角殿（大政殿，努尔哈赤临朝处）审事”，“大事则奏闻于汗”[5] ；下级官员的任免，由上级官员“于诸贝勒集八角殿之日，乞请在案”；[6]八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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