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后金统治者对汉人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招致汉人普遍反抗与逃亡。对此，努尔哈赤却采取更为错误的“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方针 [11] ， 激起汉人更大规模的反抗，致使天命后期，后金的生产遭到破坏，物资匮乏，满汉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后金统治遇到严峻挑战。与之同时，后金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在逐步激化。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指出：“我国内之盗贼已起，谁之牛录因偷盗而治罪者多，谁之牛录无因偷盗而治罪者，著查档案”，“五日后查完上奏。”[12] 表明隶属于八旗的广大奴隶因不堪忍受残酷剥削，众多诸申（女真族内部的自由民）亦因困于繁重的兵役、劳役，相继展开反抗斗争。同年五月，“时因粮荒，（后金）逃叛者纷纷作乱”。[13]

不仅如此，使努尔哈赤备感棘手的问题，还来自后金统治集团内部。八旗制度建立以来的发展情况表明，随着各旗实力的不断增强，八旗分权倾向开始显现，逐步对天命汗权形成一定压力。

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所面临的全新局势及错综复杂、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盾，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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