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的努尔哈赤家族成员聚议、共治国政,严重削弱了上述传统。八王向努尔哈赤面奏或书面奏报其审议、决定之事,成为对努尔哈赤专权的更重要的辅助形式。汗与诸贝勒大臣共议国事这一女真族传统的逐渐被淡化,也就意味着汗权的进一步集中与加强 [17] 。
还须指出,努尔哈赤只是将一些相对较为次要事务,交与八和硕贝勒办理,以减轻己之重负,因他毕竟已年过花甲,精力渐衰。其实,早在天命初年,努尔哈赤即让4位年长子侄,即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掌理机务(见下文)。 尽管如此,努尔哈赤并不感到轻松。正如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九月诸贝勒所言:“为汗者,事务多矣,一切国政要事,尚且操劳不暇”。[18]可见,努尔哈赤勤政如初,对军国大事无不亲自处理,实行绝对专权。下述事例表明,他在后金依然拥有至高无上权威,无人可与抗衡。
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五月二十四日,八和硕贝勒对于“不忠心效力,复为盗贼”的汉人判刑过轻,“不灭其族”,反而“杖释”,“与我诸申同等看待”。努尔哈赤为此大发雷霆,痛斥八和硕贝勒:”我殊为尔等忧虑,当唾尔等之面耳”。“尔等之审断,无从迂回,竟似牛骡一般矣”。[19] 已如前述,由于努尔哈赤推行极端错误的“诛戮汉人”政策,致使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对后金统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八和硕贝勒的上述举措显示,他们对于这一方针显然有所保留,从而透露出后金统治集团内部新、老两代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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