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爵、厚赏、礼待确实起到了笼络土尔扈特蒙古王公的作用。一度曾参加过阿睦尔撒纳叛乱而对清政府抱有敌意的舍楞，在离开承德前夕说：“吾为有咎于大皇帝之人，惧罪逃离国土，投奔俄罗斯，原非与旧土尔扈特等共处，此次尔等共议返回故土，分享皇恩”，而他这次来到承德之后，“蒙皇恩殊深，均出乎意料”，因而使他感到“无法报答于万一，殊为感激”[113]；对清政府将任命他为盟长，并与渥巴锡等分牧，更使他“欣喜万分”，连说：“我之愿望，亦是此也。”[114]另一重要首领策伯克多尔济在一开始虽然与渥巴锡有争功之隙，但自被“封其为亲王，多加赏赉后”，他也“感悦备至，毫无胸怀异心之状”[115]了。至于渥巴锡尽管对清政府的设盟措施抱有保留态度，但在他返归牧地后，为了安置部众越冬，仍主动与舒赫德联系公务。上述几个主要首领的*态度，说明清政府收抚政策的成功。

第二，熟悉了土尔扈特蒙古的历史和*现状。清朝统治者懂得，要实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必须了解当地各族的历史与现状，曾作过边疆大吏的松筠就说破过这个道理，他认为要统治边疆各族，“首在熟悉‘夷’情，然非特知其长技，察其习尚已也，其部落之强弱，形势之夷险，以及承袭之世次，官制之维系，尤必固知之，而后足以得其心，以制其命”[116]。通过渥巴锡在承德的入觐活动，清政府对土尔扈蒙古的历史和王公世系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乾隆的《土尔扈特部纪略》即是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乾隆在这篇《纪略》中，纠正了自己过去对土尔扈特世系记载的错误，正如他在文中所说：“土尔扈特之初来也，益尝咏之诗载之记，皆以为始自阿玉奇，溯而上之，荒略弗可考，此亦述向之所闻者而书之，而不知其更有所祖，非始自阿玉奇，兹以其麇至，乃得一一详徵其实为之重记，何必隐约弗明以讳前言之未精核哉！”故其所记土尔扈特王公世系，至今看来仍是精确可靠的。要重要的是，通过与渥巴锡等土尔扈特蒙古首领的谈话，使清政府掌握了土尔扈特部王公们的*关系和基于不同*处境而产生的不同*要求。诸如，渥巴锡与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权力再分配上存在着矛盾，渥巴锡对设盟持有异议，等等。所有这一切无疑对于清政府进一步完善收抚政策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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