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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驻防将军兼统绿旗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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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6: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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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1763），西安的满蒙马甲已达5000名，较前又有增加。[15]
江宁将军：满、蒙马甲共4000，与西安同，不同者为江宁无汉军。
用设置军标的三处与江宁、西安相比，结果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如果将三处汉军将军所统旗兵与绿旗合计，则广州将军统领额兵总数与西安将军相同，福州与江宁同，京口介于西安与江宁之间。这就是说，三处额兵都已达到八旗驻防屯兵的最高数。
其次，如果仅从八旗兵数看，京口等三处则远远少于西安与江宁两处。
已经很清楚，京口等三处驻防将军领兵甚重，是出于当时当地军事控制与镇压的需要，这突出地反映了清前期八旗汉军在*与军事统治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由驻防将军兼统军标，在使将军的兵力得到加强的同时，更体现为对将军权限的一种控制。
八旗与绿营既然为两个系统，绿营各级中下层武官与八旗有不同的统属，更何况清代绿营兵与八旗的不同之处又是“八旗驻防兵由于世籍，绿旗各营兵由于招募”，[16]即使是属下军标，将军对于各级官员尤其是兵勇的权限亦相当有限，这就使这几处的汉军将军，与统领同样数量八旗官兵的满蒙驻防将领，在兵力与权限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绿营既然由总督、巡抚和绿营将领各自统领几标，将军标只是其中一部分，这就在将军与当地绿营将领之间，设置了一道明确的界限。将军虽能统领几标绿营，但仍不得干预民事，也并无超越军标干预其它绿营军队之权。
在京口、广州和福州这三处举足轻重之地，却不得不重用并不敢完全信赖的八旗汉军，满族统治者自不敢掉以轻心，由将军兼统绿营，正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八旗汉军将军的权力加以制衡的深层用心。
雍正帝对于在汉军单驻之地设置军标，解释为是因八旗“人数不敷”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却不可尽信，如果看不到清廷对汉军旗人深深疑忌并千方百计加以控制的一面，对于清初汉军将军兼统绿营一事，就做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四，军标的裁撤与驻防将军的再统绿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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