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胤禛政敌广为散播的有关言论，针对雍正初期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的两个最敏感的问题，即皇位继承和镇压朋党，对胤禛进行严厉指责；另一方面又依据“为文人所宗”，对南方知识分子有着广泛影响的吕留良的“华夷中外之别”观点，指出清朝统治中国的非法性和它统治初期带给人民的深重苦难，还揭露雍正前期土地兼并激烈，部分地区黎民百姓流离失所等社会问题，从而对清王朝及胤稹的统治作出全面、猛烈抨击，并以此公然策动声势煊赫的川陕总督岳锺琪起兵反清，因而被清统治者目为“实从古所未见”，曾静其人“从古以来乱臣贼子中无有其比”。
胤禛在曾静案发生的初期，误认为这是一个“根株蔓延，实繁有徒”的大案，不仅涉及允禩集团余党和吕留良，“如查嗣庭、王曾期(为汪景祺之误)必系党类，固不待言……大抵皆曩日一念和尚案内漏网余孽”，甚至可能“勾通”外洋等等[39]。可是当他掌握更多材料后，却发现案情与他最初的估计完全不同：“各要犯俱经就获，熟知可笑之极，一无党羽，亦并无啸聚匪类，只此数名憨不畏死之狂徒，洵属怪事”。[40]
曾静居住在湖南一个偏僻小县，他既无学术，也无功名，交游极少，影响很小。他的上书策反，其实是一个脱离群众，寄反清希望于统治阶层个别人物的冒险行动[41]，对清王朝并未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危害。可是由于诸般巧合，或可称为机遇，使曾静这个小人物的行动，与胤禛所曾面临或正在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相联系，因而使他迅速决定就此大作文章，以服务于当时的*需要。而曾静在其中也就有了特殊的用途，胤禛所谓“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奇料理”[42]，就是此意。
由于曾静既受吕留良反清思想影响，又受允禩集团“蜚语”“煽动”，因而可能成为一个“翻然悔悟”，现身说法，叙述“受骗”经过，揭露他们的“罪恶”，并颂扬胤禛及清王朝统治的工具。胤禛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曾静“去留”问题，终于认为他是个有用无害的工具，作出将他“无罪释放”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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