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禛释放曾静后,随即命令刑部侍郎杭奕禄“带曾静由江宁、苏州至杭州,由杭州差人将曾静送至湖南巡抚衙门,令伊回家料理家务毕,著伊自行投到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43]
显然,曾静是到江浙一带对 “绅衿士庶”宣讲的。他在出狱前说:“盖生本朝而搜纪本朝之功绩,阐明本朝之道德仁义,正学士分内事,自古儒土所必先之举”。这段话当是他宣讲的一个重点,劝告“腹诽朝政”者改弦更张,应以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等人为前车之鉴。自然宣扬“圣德”及清朝“得统之正”,更是此行必不可少之举了。
从此,曾静就从一个狂热的反清分子,成为现身说法,美化胤禛及清王朝的统治,鞭挞允禩集团和吕留良等的工具,并为胤禛不断“整饬”士绅们不良风气的政策忠实效劳。[44]胤禛释放曾静,还企图达到其他目的:
曾静在胤禛的“开导”下“翻然悔悟”,终于被“免罪释放”,这就树立了胤禛的“圣德”感人,通情达理,宽大为怀的形象。这在胤禛的名声因“蜚语”而遭到很大损害的时刻,尤其必需。
胤禛还指出:“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也”。这除去自我美化外,也含有分化反清分子的意图。
胤禛释放曾静这一独特处理方式,是他独特作风的体现。这种作风表现在多方面,诸如不拘一格起用人才;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就某些问题公开争辩等等。他是个经常采取违反封建统治常规,达到巩固其封建统治目的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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