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的罪状是“谋反、叛逆及大不敬”，因而当胤禛决定将他和张熙等“无罪释放”时，“诸王大臣官员”曾两次上疏，“请诛曾静”；显然，这是由于胤禛的作法违背封建统治常规，开了危险的先例。弘历其时虽未表态，从他即位后的上述行动，表明他当时也持反对意见。所以曾静、张熙在胤禛死后被立即处决，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大义觉迷录》一书，不仅保存曾静、吕留良、严鸿逵的大量强烈反清言论，还部分揭示康熙后期众皇子争夺皇位、胤禛得位及其后的相应措施等一系列具体情节，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高封建统治者编纂的一部包括若干“反面”材料及统治集团内幕的独特文献。该书通过上谕、审讯词、口供等等形式，直接、间接为胤禛继承皇位及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作了大量论辩，而最后归结到加强皇权这一总的目的。它实际上涉及胤禛统治中国的大政方针、*主张等多方面的问题。以这种形式阐述如此“严肃”的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也是别开生面的。此外，它对康雍时期的社会情况，也提供不少材料，有助于人们对康乾盛世前期的研究。可见它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胤禛所以不惜公开披露皇室部分内幕，是由于他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除去亲自出面公开声辩外，已别无回旋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反清言论更是可以公开了。

《大义觉迷录》的编纂及其颁布全国，首先表明，胤禛认为自己的声辩可以使天下“臣民”信服，不会再受有关“蜚语”的欺骗和影响，因而这些“反面”材料的披露，只能暴露政敌和反清分子的“罪恶”用心，而不存在对自己的不利之处。其次，从这一自信出发，使他进一步认为，将这些材料编纂成书，将会在长时期内发挥“消毒”“免疫”作用，成为对黎民百姓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也使各级统治者得到对反清分子及其他“不法”分子作斗争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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