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与李鸿章在国内战争中狼狈为奸，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都充当了刽子手和鹰犬，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因而成为“中兴”名臣武将。但二人却没有携手共同反侵略的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军在国内战争中进行了改组，李鸿章掌握了淮军，在与列强在华势力合作过程中，一军崛起。尽管如此，由于李鸿章片面吸取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而滋长起失败主义情绪。左宗棠就曾批评他，说“伯相（即李）擅淮军自雄久矣，既谓天下精兵无过淮军，又谓淮军不敌岛族（即列强），是天下古今有泰西无中国矣”。〔30〕这就是说，李鸿章虽握有重兵，但从不准备用于反对列强侵略中国战争上的。加之，他从６０年代开始搞的有限改革经常受阻，为了保全自己，便采取因循苟且，“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31〕的不顾民族利益的态度。这样，李鸿章在反侵略战争中，就很难看到战胜列强的希望和前途。

李鸿章自１８７０年移督直隶，取代曾国藩，权势不断扩大，渐揽军国大政。到了８０年代，由于他“献媚宫闱”、尽管仕途时有波折，但总的趋势却是扶摇直上的。因受到西太后倚重，权力愈加膨胀。有人说：“李文忠以大学士任北洋重镇，虽不入阁办事而隐持国柄。法越之事，举凡用人、调兵、筹饷、应敌、交邻诸大政，朝廷均谘而后行。”〔32〕在中法战争中，他的战略指导思想可以四字概括，即“陈兵求和”。他虽组织有限度的防御阵势，不是为了战略决战，也不追求战役的胜利，而是为了和敌军讨价还价，以求达成一个屈辱的和约。为此，他还编造了一套自欺欺人谎言大肆兜售。说什么“如法兵犯我驻守之地，不能不与开仗，……第念开仗以后，我胜则法必添兵再战，我败则尚可退回本境，……届时再徐议分界划守。”〔33〕刘铭传不仅用反法保台的实际行动，粉碎了李鸿章的谎言，而且还公开批判了李鸿章屈辱求和的可耻言行。为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言和者，当思伊犁和而兵费倍偿，天津和议而义民受戮，台湾和而琉球坐失，越南和而藩服无存”〔34〕。在这里，刘铭传无情揭露出由于清政府和李鸿章，仅在７０年代以后因与列强妥协求和，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李鸿章和刘铭传在反对列强侵略中国问题上，在方针政策和立场、态度上，都是存在着差距的。那么，怎能说刘铭传“在台湾抗法斗争中执行了李鸿章投降主义政策”呢？事实上，在刘铭传反法保台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没发现有哪一件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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