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为他们也思维”〔25〕。事实上，刘铭传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人。他与李鸿章的关系确切地说，开始比较密切，后来若即若离，不是始终如一的；在政见和军略上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二人的关系，大约从７０年代以后出现了变化。而促使二人关系变化，固然是由于各人所处环境、经历和志向的不同所引起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深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以后，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都不可避免地要作出自己的*选择：要么起而反抗，或者屈膝投降。从后来的事实说明，李鸿章与刘铭传二人，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刘铭传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至光绪十年（１８８４）这段时间，他基本上是赋闲家中，尽管如此，但他仍然留心国事。正是在这个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国际或是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经历着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即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帝国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26〕。东方是列强角逐的焦点。它们在把中国周围的邻国逐个攫夺为殖民地或保护国之后，便虎视眈眈地向中国边疆地区大举推进，使中国出现了极端严重的边疆危机，刘铭传纵观形势，深深感到：“泰西各国争开商埠以来，或占海疆，或吞藩属，无端欺藐，遇事生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7〕可说“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尤为腹心之患”，〔28〕在此国家多事之秋，民族存亡关头，他忧心如焚，因此“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zhi)裂泪下，恨不能竭犬马以图报于万一也”。〔29〕在这里，他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１８８４年４月２１日，清廷谕命刘铭传进京陛见，他喜出望外，立即赴京。在受到西太后和光绪帝召见后，随即上了《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条陈海防十事，就重点设防、购买兵轮、筹建海军、妥定军制、速建铁路等涉及国防建设重要事宜提出建议。这些都充分表现出他反对侵略，保卫国土，民族自立的坚强意志和决心。由此说明，刘铭传受命于危难，在孤军无援、极其艰苦条件下，最后终于取得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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