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其它若干问题

台湾学者在研究中还涉及到有关李鸿章若干复杂而分散的问题。关于李鸿章与孙中山的关系，曾介木认为，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一件革命的活动，目的在于招降李鸿章。孙中山之所以“要找李鸿章，正因为李是朝廷的中流砥柱，如能一旦唤起其民族意识，改变其效忠清廷的观念，不但可以扫除革命的障碍，而且可以加速革命的成功。”庚子拳变，朝廷大乱，“李在两广总督任内，曾嘱广东士绅刘学询致函总理（孙中山），代他表示愿意独立，并欢迎总理回广东共同主持”。“不幸李的胆力不足，才使已成之议，未能实现”〔47〕。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简三。简先生依据孙中山年谱指出，经香港华人领袖何启、港督伯力等游说，李鸿章起初颇为所动，此“为李鸿章有参加革命之最有力证明”。“假如当年庚子之乱再拖续下去，不但是李鸿章有参加革命的可能，甚至刘坤一都可有独立起义的迹象呢”〔48〕。

关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周游世界的问题，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英国军官戈登的关系，以及李鸿章同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奕訢慈禧、光绪帝、翁同和等的关系，台湾学者都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观点，因篇幅所限，恕笔者在此不一一详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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