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对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的评价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事业成败的关键。战前鸿章总制北洋，内预新政，外当交涉之冲，垂三十年之久。战后虽办事总署，开府岭南，声望地位远非昔年可比，思想无法适应时代，逢迎于上，见欺于下，此固鸿章声名之累，亦近代中国之不幸也”〔24〕。李鸿章的消极避战，一味主和，是导致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梁嘉彬认为，“日本挑衅至三，剑拔弩张，而李鸿章仍一意主和，思欲借俄英等国干涉以消弭战祸，在军事布置上全无计划，自甘处于被动下风地位，直至最后仍不放弃和平之一缕渺茫希望”〔25〕，结果造成了惨败。李守孔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但梁嘉彬、李守孔皆认为，中国在战争中惨败的责任不能全部归咎于李鸿章一人。梁、李两位先生分别指出，满清政府内部派系林立，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军政出于多门，清议误国等等，均为中国失败之重要原因〔26〕。黎东方则力持反对意见。他说：“曾国藩泉下有知，应悔当年错认了人。这李鸿章就甲午前后的种种表现而论，何尝是‘精气内敛’的栋梁之材？简直是只知‘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一个典型官僚”〔27〕。
对马关谈判中的李鸿章，史家多抱有同情、辨释之意。溃熳禄庆说：“甲午战败，无人能担负议和的重责，鸿章冒着被骂为汉奸的危险，仍旧挺身出来，远赴日本谈和。甚至遇到枪刺受伤，他宁愿让子弹留在受伤的部位，不肯开刀治疗，而口述大意，指示经方继续与日本折冲，就是怕耽误议和大事。……这种负责、坚毅的精神，又有几个人能赶得上？〔28〕”王德昭则撰文剖析了影响巨大的梁启超《论李鸿章》一文的若干观点，指陈梁氏受感情所支配，对李鸿章多有中伤〔29〕。沈云龙说：“李鸿章虽不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家，但却懂得操之在我的自立自强之道，不是一味随人俯仰任人摆布的弱者。〔30〕”王信忠认为“李鸿章的误国，不在战后，而在战前，不在战时，而在平时。马关和约虽然丧权辱国，但情势所迫，实非得已，就李鸿章个人言，实已尽了他的最大努力”〔31〕。连文希认为签订《马关条约》，断送台湾，“李鸿章父子自难免成众矢之的。”而“李氏父子奉令出任议和专使，这在李鸿章而言，固然是万分不愿，但清廷已经如此下令，李鸿章也只好硬着头皮，不计毁誉，把割地之辱一肩担负起来，其任劳任怨的精神，比之其它高官显爵的清吏是强得多了。况且李鸿章在此之前，极为重视台湾的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在台湾建省中立有不世之功。因此，割让台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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