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鸿章与中法外交。

对此问题，多集中在中法战争上。连文希指出：“就外交言，他（李鸿章）在中法战争期间，运用了伐谋伐交的策略，竟使法人先请和于我，而中法天津条约以成，其老谋深算始深为世人所注意，但中日《马关条约》以后，则为李鸿章外交上黯淡时期的开始。〔43〕”有的论者全面评述了中法战争期间的李鸿章，指出历经两次对外战争的惨败，李鸿章认识到清王朝再非昔年的“天朝上国”，西洋各国更非祖训中的“夷狄蛮貊”。为此，他采取对策，“不给予外人使用武力，乘机敲诈的口实。”“依他的看法，中国在自强运动完成以前，中国的海军力量是不堪一击的。”“其苦心是，中国要牺牲若干代价，换得一段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大力发展军工生产。这是李鸿章在越南、朝鲜同时告急之时，两害相较之下，不得已弃越南，以全朝鲜。”除此之外，李鸿章还有保存实力，以固权位的私欲。“综观李鸿章在中法越事交涉期间主办的外交，吾人可以获得一个结论：无论是战是和，无论是胜是败，他都一概要求与法国转圜，就交涉权术的运用而言，他称不上是个一流的外交家，他常自弃谈判要价之资，甘居劣势，但求早日收束；就主持国事而言，他也称不上是一流的*家，他缺乏*家所应有的真知灼见，所作预言每每与结果相反，所从事的革新自强又是舍本逐末，效果有限。〔44〕”

对庚子议和中的李鸿章，史家评论较为一致，即称赞他明知危局，亦能挺身而出，为朝廷，为国家分忧解难，这种勇于任事的勇气，决非常人所能有。程靖宇认为，庚子义和拳之役，由西太后作主，王公大臣误国，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国将不国。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北上。在谈判桌上，呕心沥血，折冲樽俎，终于签订了《辛丑条约》，自己也吐血病倒，应了他对袁世凯的话：“武侯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话我还配说。〔45〕”有论者称李鸿章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不愧社稷之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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