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琉球问题上，梁嘉彬认为：“归纳中日史料，自1874年日本征伐台湾生番之役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每当日本武功派对华冒险，皆因李鸿章力主容忍而侥幸成功，每当日本文治派对华退让，皆因李鸿章力主拖延不与确实解决而意外失败，琉球交涉即其一例。此种外交不但给中国极多不利，抑且促成此后日本军国主义之发展路线。〔19〕”

在连绵几十年的中日朝鲜问题交涉中，作为清朝首席外交大臣的李鸿章表现如何？对其如何评价呢？台湾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从维护“天朝上国”的尊威和加强国防力量考虑，李鸿章是力保朝鲜的。王学书指出“鸿章对日交涉主要为朝鲜问题，其所最措意者，亦为朝鲜。”“李鸿章对伊犁及越南问题都主张消极，以便集中力量保朝鲜”〔20〕。梁嘉彬认为“李鸿章之对日外交，以有关于朝鲜者为最失败”〔21〕。王学书又指出：李鸿章对朝鲜的政策不是前后一致的。“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李鸿章与总署的态度大体是一致的，皆谬于传统的宗属观念，推诿责任，对于朝鲜的内政外交，中国不干涉也不负责。”《江华条约》签订后，尤其是日本吞并琉球后，李鸿章“任用袁世凯控制朝鲜政府的内政外交，于日人势力之排斥更不遗余力”，“处处都表示了中国宗主地位，一改昔日袖手不管之态度，而积极干预”〔22〕。

对李鸿章主持签订的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王学书指出：“天津条约之精神，更无异承认朝鲜为中日共同保护国，已得之宗主权轻易失去，李鸿章实无法辞其咎。中日有共同出兵朝鲜之权，更为后来之甲午战争种下了祸根。”〔23〕李守孔等也持有相似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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