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鸿章数十年的对日外交流动，王学书作了归纳性的总结。他认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一）没有一定的外交政策，其对日交涉是多变的”，“弄得扑朔迷离而终至无所适从”。“（二）以夷制夷政策之失败”。“李鸿章之联俄制日，完全是一种倚赖心理，希望能托庇于俄人势力之下，殊不知因此而招失败之祸”。“（三）失去主动的地位。鸿章之外交，完全失去主动，而处于被动地位，是一种补苴外交，处处抱着息事宁人的心理”。“（四）外交与内治不洽。李鸿章所处之时代，外而强敌环伺，内而不能依志而行，以致于只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其失败之原因，则由于用人之失当及见识之不明。故李鸿章一生欲自强，但囿于见识之不足，未深悉欧西各国所以致富之原因，因自强之失败，外交与军事即随着失败”〔33〕。

（二）李鸿章与中俄外交

在中俄伊犁交涉问题上，程靖宇指出：当时改约备战之论大有市场，李鸿章却力主和议，不可动武，“但其主和却并非盲目的，而是审度当时的国势，不应轻易将好容易一再平定内患的中国投入战争”。“中国的问题是要如何达到现代化，如何共存于这科学世界，而不是用没把握打胜的战争来图存。这是他的苦心。〔34〕”李恩涵认为在海防塞防之争中，“李鸿章之所见，确如左宗棠所称，太着重于目前，又将海防的严重性看得过重，反认塞防为缓，又认新疆为无用之地，绝难防守；他实在是将外人土地侵略的缓急次序，错误性的颠倒了。”〔35〕范光淡则持相反意见。他指出，从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对中国的主要威胁不再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而是来自东南沿海的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在清朝财力有限，海防塞防难以兼顾的情况下，李鸿章主张移西饷助海防，左宗棠则据理驳斥。“平心而论，左宗棠、李鸿章间海防、塞防之争执，二人所持理由，除二人本身所处本位观点外，最重要的左宗棠是以传统国防及清廷立国形势为立论之根据，……而李鸿章却是以世界国际局势演变为立论之依据。〔36〕”关于李鸿章的海防思想，范光淡指出：（一）先决条件；（二）守之原则；（三）守定不动之法；（四）挪移泛应之法；（五）事权之集中等是李鸿章海防思想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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