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鸿章与中日外交

在李鸿章30年的外交生涯中，对日外交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王学书说：“李鸿章之初履外交，即以新起之日本为对手。”“日本是向中国正面砍来的一把屠刀，李鸿章如何千方百计地来防止这把屠刀真是惊险万状。结果，李鸿章于甲午一役后，马关议和时倒了下去，结束了他二十六年对日本外交生涯”〔13〕。

王玺撰文剖析了李鸿章主持中日订约的过程和历史意义。他指出，当日本遣使来华求约之时，李鸿章力排众议，坚持同日立约修好。其目的有二，一是“防日之侵略”，二是“联日以制西”。他所主持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不仅为中国空前未有之平等条约，即对日本而言，亦为其平等条约之嚆矢”〔14〕。梁嘉彬则认为：“李鸿章对日本无特殊认识，只从原则确定交涉纲领，又其对日见解，多从明代倭寇往事得来。”“其实此时的日本已非昔年的倭寇可比”。明治维新后日本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大陆政策”，在外交上“避西进东”，主动与华缔约，实为取得与中国平等地位，为侵略朝鲜“藩属”寻得便利。“李鸿章每自诩中日修好条规为彼之得意杰作，乃不知日本因此直至1895年之马关条约，始获最惠国待遇条款，遂在马关条约内变本加厉”〔15〕，攫取更大的特权。王学书则指出，李鸿章确是对日本主动来华缔约的用意认识不清，但“鸿章能于不平等条约之下，与日本订立了平等条约，是难得的。最重要的是，他认识了最惠国待遇的不平，乃竭力相争，利益均沾绝不能允。他已知争其所当争”〔16〕。

台湾学者对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的李鸿章的评价是一致的，即认为李鸿章对国际大势缺乏了解，被日本的凶焰所吓倒，屡屡上书朝廷，对日交涉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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