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鸿章1896年主持签订《中俄密约》，史学大家沈云龙先生撰文分析道：李鸿章“属于谲而不正的一面，其观点较着重于实际，就事论事，不拘故常，应付洋人，以为可玩诸掌上，能耍则耍，可允则允，一切操之在我，权宜运用，似乎近于纵横家之流。”甲午战后，他缔结中俄密约，“实现其联络西洋以制东洋的所谓‘以夷制夷’外交策略。在尔虞我诈的国际坛坫中，以他不谙洋文洋语且年逾七十的老翁，凭其打‘痞子腔’的本领，硬是插上一脚，扮演主要角色，想从吃亏中捡便宜，以造成日俄相互猜忌冲突为得计，在当时他狠狠地对俄国牌下这一巨大*注，虽未能料及后来招致‘为夷所制’的恶果，但他的雄心、气魄、胆识在近代外交人物中，毕竟是罕见的。〔38〕”有的论者则强烈谴责李鸿章订立《中俄密约》，说“各国协同谋我，纷纷要索，皆以中俄密约为之厉阶，所谓聚九州铁，成此大错。虽志在以夷制夷，而转为夷所制，盖鸿章晚年之最大失策也”〔39〕。程靖宇认为，在当时各国难以相助情况下，他只有逼上梁山——联俄。他分析说，出面干涉还辽，“俄国成了中国最好的朋友。”缔结《马关条约》，备受朝野谴责，因此，李鸿章联俄的苦衷，半由于日本伊藤、陆奥及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本朝野赠送的，半由于清流和不负责的糊涂士大夫逼成的。他岂但要为国复仇，也要为他经办二十多年内政外交的‘我’复仇〔40〕。李玄伯指出：“及帝俄首倡干涉还辽，于是李鸿章始悟对于各国不妨有联有拒，但以护持国家利益为标准，遂由一体拒外的外交变为有联有拒的外交，中俄密约即其尝试也。不幸帝俄之目的只在接路，而防御同盟不过鱼饵，原无诚意，文忠只思借外援而未悟及此。〔41〕”

邓克榜对李鸿章推崇的以夷制夷策略作了评说。他认为：“李鸿章于国力衰伤，环境恶劣之际，独肩外交重责，任劳任怨，其所采取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唆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唆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唆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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