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道光帝还以为琦善是“权宜之计，佯允所请，暂示羁縻”［①⑨］，故对琦善未加予斥责。１月２０日，琦善上《英人愿将定海交还沙角献出恳求香港泊舟寄居折》中称：英夷“愿将定海交还”，“并将粤东之沙角炮台献出”，作为回报，琦善“仰恳圣恩”，“准该夷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仍前来粤通商，亦仿照西洋夷人在澳门寄居之例，准其就奥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②⑩］。同日，琦善又奏《目击英人无理情形万不得已量允所请折》和《英人书遵交定海沙角请于尖沙嘴香港寄居片》。对琦善上述奏请，道光帝即谕军机大臣严厉指出：“该大臣（指琦善——引者）冒重罪之名，委曲从权，朕已鉴此苦衷。惟该夷反复无常，既不将定海交还，复敢屡次开炮寻衅，若不加以兵威，安能令其畏服？现已明降谕旨，布告天下，志切同仇。”［②①］与此同时，道光帝“派奕山、隆文、杨芳带兵赴粤剿办”［②②］。
在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义律议和之际，英军在１月２６日强占了香港。而在北京的道光帝迟迟未得到这一信息。因此，在英军强占香港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内，道光帝仍谕令前线将领设法“进剿”，不使英军染指香港。２月１５日，道光帝令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杨芳“一意进剿”。上谕说：“逆夷在粤猖獗，必得声讨致罪，聚而歼旃，方足以伸国法。此间虽有交还之说（指交还定海——引者），难保非逆夷诡计，奕山等经朕命往督办，惟当一意进剿，无论该夷是否交还定海，总须一鼓作气，设法擒渠，断不可为其所惑，致误机宜。且香港地方，岂容给与逆夷泊舟寄住，务当极力驱逐，毋为所据，即使该夷将来畏罪交还香港，亦俟届时奏明请旨。此时惟有整我师旅，悉数歼除，是为至要！”［②③］
道光帝严令“一意进剿”，琦善却一味妥协求和。２月１日，琦善竟将义律照会与其奏折一并“冒呈御览”。义律照会中称：“现在事事既已说定，本公使大臣全赖贵大臣爵阁部堂诚信，知必如议于二十一年正月初旬以内，就行开港贸易。兹备公文咨会伯统帅，请即让还沙角、大角等处，所有兵船军师，撤退九龙所近之香港岛地驻扎。”［②④］道光帝于２月１６日见奏折及琦善代陈“照会”，即朱批道：“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按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在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②⑤］同日，道光帝发出“琦善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的上谕［②⑥］。上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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