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提出了“第三次照会”。再次重复“版图之义,果确无疑耶?”“番土非贵国所辖治也”,并在文末言称:“本大臣输诚致款,不为不竭,启衅滋端,其咎孰任?”“今期五日,欲知贵王大臣果欲保全好谊,必翻然改图,别有两便办法”(注:《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110—112页。)。一面把交涉难以进展的责任推卸给中国,一面又想达到本国的目的。
为此,大久保在总署作出“稍迟数日”答复后,则利用时机于10月14日分别拜访英、法驻华公使,并向两国公使言称:此次日本出兵,“化费莫大经费,非有可使我国政府满足之处,非有对人民可以辩解之理,尚难退兵”,以及所谓“此举原为我国之义举……若能保全我国此种名誉,则可退兵”(注:《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116页。 ),以期英、法公使出面,迫使中国总署就范。而英国公使威妥玛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介入中日台事交涉的。
10月16日总署答复大久保的“第三次照会”,并由文祥致书大久保:“贵大臣果真欲求两便办法,彼此自可详细熟商,或由贵大臣函定一日,本衙门大臣等,尚可赴贵馆面谈,如果定议,则从前往返辩论之词,彼此挚回,免存痕迹,亦无不可。不然,亦望即行告知,并不勉强”。当日,大久保复函:“贵衙门如果另有两便办法,本大臣岂不乐闻?即择17、18两日内,于一点钟祗候惠临聆教”(注:《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117页。)。于是,双方于18日又进行第五次交涉。 据载,当时双方都想首先听取对方的“两便办法”,临近会晤结束时,大久保提出赔偿问题,而总署大臣认为不经查办,难以详答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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