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恭亲王等人10月31日的奏折所述，与日方保存的10月25日威妥玛与大久保的谈话记录完全吻合。据载，威妥玛言称：“本日前往总理衙门，长谈之后，衙门诸大臣嘱我一事可向阁下陈述，但并非衙门大臣来我处托请。根据昨日阁下所说，向中国政府要求数额为300万元， 其名义可据中国之要求，答应让诸彼意，且不妨稍许减少数额，但希望（中国）于证书之上记载一定银额。而中国政府予以拒绝。故而，逼问何故不出答应日本政府希望之证书？衙门大臣答曰：贵公使何以只助日本之论，而不助我？……渐经熟谈之后，中国政府允给难民10万两，此外40万两，作为日本诸项杂费，证书亦允给予，但10万两立即偿与，40万两退兵后偿与。嘱我将此事向阁下陈述，如此这般，尊意如何？”（注：《使清办理始末》，《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139页。）

由此可见，威妥玛对这场中日交涉的结果，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但从上述记载可知，威妥玛的居间调停并非总署所请，而是大久保借助威妥玛的势力压迫中国（注：大久保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奉命，实为不易之重大事件，谈判不能终结而至斯归朝，则使命未了自不待论，而最为可忧者，是为国内人心……如收束无术，终将立至不得不开启战端之期。胜败之上，固然无所畏惧。但是在名义上，由我宣战之名义，并不充分……且终将蒙受外国诽谤，受到意外妨害，以至不免最终招致损我独立权之祸”（见《大久保利通文书》6，第146—147页）。这说明此时大久保利通的内心也十分复杂，惟是总署大臣未能查觉，也未加认真分析而已。）。然而，恭亲王等却只知威妥玛“从中说合”，而不知其幕后与大久保相互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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