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士绅阶层和“文治社会”的产生

在清代前期的移民社会中，台湾的行政机构颇不完善，政令声教，鞭长莫及。作为社会领导阶层的垦首业户多为强有力的豪强之士，他们英武勇猛，能率领垦民开垦土地，敢于冒险，富有侠义精神，“整个社会呈现出豪强称雄，文治落后的情形”[23]。进入清代后期，上述情形有较大的改观。一方面，牧丹社事件发生后，清廷实行“开山抚番”，治台政策转趋积极，光绪元年（1874年）增设台北府，行政区划增为二府八县四厅。1887年建省后，建置更增为三府、十一县、四厅一直隶州，行政机构与管理制度渐趋完备。另一方面，近代以后土地开垦的成功及经济的繁荣为文教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加之姚莹、徐宗干等地方官吏相率尽力提倡，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与以往相比有较为长足的进步。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据统计，自康熙二十三年到光绪十九年止的210年间，台湾各地共设立书院37所，其中在咸丰以后50年期间设立的达14所，占总数之37.84%。[24]随着文教的普及，中华文化及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日渐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开垦有成，经商致富也使更多的人转向致力科举，博取功名。道光以后，台湾的科举渐趋鼎盛，在北部地区更为明显，据史料记载：“淡、兰文风，为全台之冠，乃岁，科童试厅考时，淡属六七百人；兰属四五百人。”[25]若将清领台湾的二百多年分为康雍(1683～1735)、乾隆(1736～1795)、嘉道(1796～1850)和咸光(1851～1894)四个时期来比较，不论是举人或是进士，其中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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