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明朝政府已将这笔地租银刊入到《广东赋役全书》中，从而标志着中国封建王朝正式应允葡萄牙人在澳门居留。然而，明朝政府中个别官员的不良行为，为什么竟能得到明清封建王朝的长期听任呢？或许还可以从传统的中国封建王朝所设立的“蕃坊”社区模式来认识。

所谓“蕃坊”，是历史上中国封建王朝对外国侨民所划定的集中居留地。“蕃”是中国古代对于化外民族的通称，《周礼》中就曾说：“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外国人的居留地，当数西汉时期长安的“蛮夷邸”〔4〕。从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时受到“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5 〕的情况看，当时长安“蛮夷邸”中所居留的外族胡人当不在少数。北魏时期，随着与西域交通的发展，当时京师洛阳也有大片的外国侨民居留区。据当时人杨衒之的记载：洛阳“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以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之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之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士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6〕。到唐代，由于中外关系的高度发展， 在长安西市周围、东都洛阳南市之地，以及广州、扬州等城市中，都有集中的外国侨民居留地；甚至在山东至江浙的沿海地区，还存在着很多由新罗侨民居住的“新罗村”和“新罗坊”〔7〕。至宋代， 已出现专门的“蕃坊”之称。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中说：“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8〕据学者考察，这种蕃坊， 在宋元时代也不仅仅限于广州一城，在泉州等国际贸易商埠也同样存在〔9〕。

传统的“蕃坊”模式对于澳门模式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观察：其一，传统的蕃坊具有高度的社区事务自治权，它的管理人员一般都是由外籍侨民来担任，但同时却必须接受当地地方政府的领导。如唐代楚州新罗坊总管、文登县勾当新罗所押衙等官员，文登赤山和东海县宿城等地新罗村的村老、村长、村正、板头等准官吏人员，都是由新罗人来担任的，他们普遍受到当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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