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府的管辖〔10〕。宋代的广州蕃坊，“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贡，用蕃官为之”〔11〕。在澳门，葡萄牙人也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他们建有自己的议事会，议事会中设有理事官一人，“理事官一曰库官，掌本澳蕃舶税课、兵饷、财货出入之数，修理城台街道，每年通澳佥举诚朴殷富一人为之”〔12〕。这种理事官，即澳门议事局民政长官，他也被清朝政府任命为“督理濠镜澳事务西洋理事官”，需要接受清朝澳门同知等官员的领导。此外，葡萄牙的果阿殖民政府还向澳门派出总督（兵头）和大法官（判事官），他们虽然实际上是澳门葡萄牙人的军政首脑和司法长官，但同样要接受明清政府的管辖。“凡天朝官如澳，判事官以降皆迎于三巴门外”〔13〕。明清政府为了管理澳门，也设有专门的守澳官，同时还先后制订了一些专门管理澳门的地方法令，如1614年的《禁约五事》、1744年的《管理澳夷章程七条》、1749年的《澳夷善后事宜十二条》等。一位西方学者在详细研究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后也曾明确指出：“葡萄牙人经过了在中国沿岸的畅旺贸易时期之后，他们获准定居澳门。他们是在中国的管辖权之下生活的。葡萄牙人在管辖他们自己国籍的人员方面，通常是不会受到干预的。”〔14〕
其二，在司法制度上，中国封建政府对于外国侨民在华所发生的案件，一般都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进行断案。这一司法制度源于《唐律》，它专门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15〕。就是说，对于来自相同国家的外国侨民之间案件，唐朝政府尊重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根据他们的俗法断案；而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侨民之间在中国所发生的案件，则按唐朝法律断案。鸦片战争前澳门的司法制度，也基本体现了这一精神。对于澳门葡萄牙人之间所发生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一般由葡人的自治机构按其本国的法律自行审理，当地中国地方政府不加干涉。曾先后任澳门同知的印光任和张汝霖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曾明确记载：澳门的“蕃人犯法，兵头集夷目于议事亭，或请法王至，会鞫定谳”〔16〕。不过，对于一些涉及到葡人之间而其自治机构又无力处置的重大案件，广州府和香山县的地方政府往往及时出面裁决。对于居住在澳门的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的案件，则一概交由中国政府按本国法律进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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