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五日，琦善照会义律，重申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至于通商口岸，琦善表示可“代为奏恳圣恩”，广州之外，“另给码头一处”，且只准“乘舟载货前往，即在舟中与行户互市，仍遵定例，不得上岸居住，与居民私自交换”。 

琦善随时将谈判的情况奏报道光，最初的奏折中透露过英国垂涎香港等地，道光曾有朱批：“愤恨之外，无可再谕”。（《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630页。）》后来当琦善奏报他已答应对英赔偿烟价并增开通商口岸一处时，道光朱批：“恰与朕意吻合”、“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656页。）由此可见，道光皇帝认为，其它方面均可让步，但不能割地。道光的这个原则性的态度，应该说也是琦善与义律谈判的基本准则。琦善之所以对义律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一一许诺，但对割让香港一事却始终不敢公开答应，原因就在这里，也正因为这样，琦善与义律一直不能达成协议，签订条约。 

义律掌握了琦善的求降心理及广州防务松弛的情况后，步步紧逼，并以武力相威胁。十二月十七日，他照会琦善。同意中国赔款六百万两，但对于通商口岸，坚持广州之外，浙江、福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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