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钱江译，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中译本。）。 1640 年成为古代澳门盛极而衰的转折年， 在澳门的中外居民从1555年的400人增至当年的4万人。可是，到1700年却只有4 900多人， 其中葡萄牙等外国人有900人，中国人为4 000多人（注：〔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小雨译，澳门基金会1995年中译本，第13、69页。）。澳门人口的增减，是其贸易地位盛衰变化的反映。
清朝初期，澳门贸易地位一度出现复兴的契机。1679年，康熙颁旨允准澳门葡萄牙人从陆路到广州贸易。1684年，又废除“海禁”，开海贸易。清朝官府随即在澳门设立粤海关正税总口，负责征收进口船只的船钞、货税，其中对葡萄牙商船实行低税则征收的优惠政策。由于日本允许中国、荷兰商船来往长崎，澳门葡萄牙商人可以借助中国商人，恢复曾经中断的澳门—长崎贸易。1688年，西班牙与葡萄牙重新修好，澳门—马尼拉贸易航线再度贯通，并且扩延到东南亚诸国。中国商人经由澳门往来南洋的贸易也有明显的发展。
然而，葡萄牙未能把握住机会，他们拒绝按照清政府规定，允许来华的外国商船入泊澳门，缴纳船钞，领取印照，致使西方商船径赴广州黄浦港，从而促使广州迅速上升为中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从1757年起，广州成为全国惟一的通商口岸，澳门则失去曾经享有的中外贸易中转港的优势。此外，17世纪末18世纪初，澳门葡萄牙人发生内讧，而且长期卷入檀香木产地帝汶岛的战乱，使其元气大伤，以致于在荷兰、英国等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远东贸易新的竞争对手之时，仅能据澳门以自保，再也不能重温昔日将澳门经营为国际贸易中转枢纽港的旧梦。
从18世纪四五十年代起，澳门葡萄牙人的海外贸易再度陷入困境。澳门在中外贸易中的作用则有新的调整与定位，成为依附于广州的外港和来华外国商人及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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