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后现代一系列批评的基本防线，还是在于人对「何谓真实？」（What is real ？）的认识需求及「自我」与「他者」（the Others）沟通的本能，因为假设所有论述都是建构出来的，那么何必质疑「它有多真实？」因此后现代史学如果能带给史学积极性影响，并不在于否定「过去」的存在，何况过去也无法因为人的否定而不存在，而在于认知「历史」的文本性，透过解构大历史叙述所潜在的特定思维，而认知事实上是经由认知主体的思维形式及其语言形式来叙述过去以认知现在，并作为未来的行动方针，因此后现代的积极性意义，除了在于探讨史学学科建立的知识权力作用之外，更在于对人类历史思维的深层结构的反思，海登．怀特（ H a y d e nW h i t e）「欧洲十九世纪的历史叙述」这样的课题正是这样的自我体现，[50]就学科而言，方法论的重要就在于随时回顾学科的本质，以拓展它的边界，而就历史思维而言，理解真实人性而非教训，是「批判」而非「再现」才是史学的精神与史学家的任务。

　　整体而言，中国近代史学是朝向史学「现代化」方向发展，其间的演变有世界史学的共同背景，也有相对于中国这个历史文化体的特殊问题与贡献。就主流趋势而言，梁启超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文化学术议题的基础上，挟西方「科学」之名开拓了「六经皆史料」，进一步瓦解传统史学经典权威形象的同时，也扩大了「史料」的范围，从文献资料及于一切相关「遗迹」，这方面的贡献与成果已是定论，其中王国维（1 8 7 7-1 9 2 7）的「二重证据法」[51]及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由史求史识」最具代表，[52]而顾颉刚「层垒造成的古史说」论点，争议虽多，但仍有其重要性。

　　而「史考」使得史学重新独立为一门新学科的同时，在中国也有着由「经学」、「理学」、「词章」独立，并取法西方学科分类模式及研究方法的趋势，而西方自十九世纪以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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