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独立及学科化、专业化的过程中,与其它学科关系这一课题,特别是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关系,更常是探索的主题。西方史学专业化的同时,「民族国家」(Nation State )的历史叙述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史思维,也成为近代中国学人仿效的模式。
西方史学在靠向自然科学的同时,以坚实考证,奠立了学科基础,然而在进一步「可验证」及更高的科学规律或发展法则的要求下,史学的相对主义及其不可预测性,使这一历史思维形式遭到了「科学性」的质疑,而新兴社会科学的兴起更加剧了历史学的危机,*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除强调「模式」、「过程」及「结构」的研究方法,在当时被认为是更靠近科学之外,同时对于「人」的领域这一共同课题,也侵蚀了原属历史的综合领域,于是早期「历史世纪」(Age of History)[53]时期的「历史不仅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并且是其它学问的一种独特求知模式与方法」艾克顿(Lord Acton, 1 8 3 4-1 9 0 2)式的自信,[54]转成追问:「历史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独特的历史方法为其它学科所不及?」问题,历史学似乎有沦入为各类学科作资料整理的危机。
「史学」的危机尚不仅止于此,在科学化风潮之下,「文学」或艺术及想象的领域与「史学」是有距离的,甚至是有意排除的因素,如前述傅斯年对史学不是文章之学的立场, 1 9 2 0 年北大历史系朱希祖(1 8 7 9-1 9 4 4)就将「社会科学」列为必修科,其宗旨则在:「皆思以文学的历史,改为科学的史学」[55] 傅斯年所谓整理国故:「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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