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个看法，蔡元培在重组北大科系时，将全校分为1 4 个系，去除文、理科之名，而将史学系划归第五组，与经济学系、*学系并列，[57]而被视为是社会科学的一员，正式与中国文学系和哲学系分途发展，此后「文」「史」既分家，又与「哲学」划界线。可见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是被定位在社会科学类，这也呼应了近代中国自引进西学，尤其是民国后教育学的发展，大抵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倾向，因此教育内容大都强调事实描述、资料量化处理所形成的知识，事实上这就是只述「如何」，而不诠释「为何」的技术性知识，历史学的发展更在这些影响之下，自不待言。而当代以「后现代」为名的各类新思潮中，历史叙述的「文本性」及真实与建构的讨论，使得历史学可说是「后有追兵」，怀特甚至明言：

　　不论将历史（H i s t o r y）仅视为是「过去」（the past）或是与过去相关的文献记载、或是经由专业历史家所考订出有关过去的「真实历史」，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特别的「历史方法」去研究「历史」。[58]

　　近年来人文科学界中这种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t u r n），使得语言「再现」实在的能力受到质疑。「语言」不再是全然透明，单纯地反映所接受的「感觉与料」，它具有社会与文化载体功能，而历史认知并非史家被动的接受，它同时更是史家心灵力量的展现。[59]实证史学假定只有当证据都搜集完成，才能作进一步的综合工作，不仅拘限了人的思维能力，而对史料的过分倚赖，及太相信史料的客观性，也带给历史学难以突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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