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在〈中国文史之学的危机与转机〉一文中除论述后现代对当前史学的影响之外，也思索历史学究竟应归属「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s）或「人文学科」（Humanities）这一问题。[62]

　　而这样的危机意识似乎也来自西洋史的研究社群，甚至来自于最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如1 9 9 8 年夏辅大史研所学生刊物《历史：理论与文化》创刊号的宣示：

　　西洋史研究的危机与其说是基础研究的欠缺，不如说是大部分的研究者误解了此一危机的性质。换言之，危机的本身即是西洋史研究者以为危机存在于基础研究的阙如。但在此之下，尚隐藏了更深刻的危机，即历史研究与现时的脱离。史学无法切合现代人的认知需求。[63]

　　除明确表明理论对历史的重要之外，也强调历史意识的人文主义情怀，最重要的是希望西洋史工作者能对台湾的中国历史或本土历史的研究有所贡献。借着引介西方学术，达成更新学术内容的目标。[64]这样的壮志是可感的，也流露出台湾学术界西洋史工作者思欲突破困境的压力。

　　虽然在前文中已提出1 9 5 0 年代至今台湾历史学界多方努力与成果，但是若落实在整个学术社群的体制教学工作内思考，则仍觉「长路漫漫」（黄进兴语），除了研究者本身的学术视野与时俱增的自我要求之外，目前台湾各大学现有体制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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