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百年中，新史料发现很多，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籍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这批史料，主要的是：在各地发现的史前遗物，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各地出土的古铜器，西北发现的古代文物，内阁大库，与军机处保藏的档案，与新出现的太平天国史料。这许多新史料给予后期史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47]

　　上述看法相当中肯，甚至就在扩大「史料」的范围上，透过民俗研究、地下考古、歌谣采集、方言调查等活动，使「史料」领域不断扩充，甚而引发了日后历史研究的质变，[48]台湾「新史学」的新社会史趋向，与这个传统应该有某种连续性关系，也是这层关系使她与西方的新社会史研究取向，虽然有互动关联，但仍有本质上的差异。[49]西方自1 9 6 0 年代兴起的社会史明确具有反精英文化的激进色彩，延续至1 9 7 0 年代后「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日常生活史（ history ofeveryday life）、俗民文化或大众文化，成了颇受重视的研究主题，使得历史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进路、研究题材与方法，更加多元而有生活的真实感。

　　由于新文化史重视社会各阶层的自主性，阶级（c l a s s）、性别（g e n d e r）、种族（e t h n i c i t y）、边界（b oundary）成了历史研究的重要范畴。此外，历史家也重新寻找时代定位，并思考自身在群众社会中的位置，于是揭露「权力」的支配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