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泛森以民初时期学人购买明清档案与殷墟发掘两件事，探讨傅斯年、陈寅恪（1 8 9 0-1 9 6 9）、李济等人所代表的新史料观与深受清儒影响的旧史料观的冲突。王文指出傅斯年所代表的新学者对旧史家的批评，一是他们迷恋文字资料，其次是他们的学术往往带有骨董化倾向，两代学者对「史料」认知有相当大差距，新学者希望由其中发现清代*实情，罗振玉等则只看重 面有无宋版书，对于殷墟发掘，傅斯年、李济等希望地下出土能提供整个知识，旧派学者则仍只关心其中有无甲骨文。[35]

　　王文虽然极力替傅氏定位，也想为傅氏著名的「史学即史料学」另引新解，但是严格而言，史料学派在疑古与重建这两条路径下，发展出来的考证方法和史料整理，具有极明显的传统内涵，但是史料学派学人却刻意忽略他与清学的深刻关连；换言之，清代史学传统使得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史学的过程中较其它学科容易，而其总目标亦在「史考」而非「着史」。[36]

　　事实上，除了兰克、史料学派及卡耳（ E. H. Carr）的《历史论集》（What is History）之外，影响台湾史学理论的另一较不被广泛谈论，却影响可能更为深远的是1 9 2 4 年何炳松所翻译美国史学家罗宾逊（ J.H. Robinson,1 8 6 3-1 9 6 3）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37] 这本小书，及随之而来美国史学界毕尔德（ 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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