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比与史宾格勒在六○年代虽未盛行于台湾知识界，却甚风行于文化界，与一些带有*倾向的文章中，其理由在于简易认知了汤恩比《历史研究》所提的「挑战与反应」观念，而史宾格勒「西方文明的没落」这些看法，似乎也暗合了台湾当时现实环境中，文化认同与*动员的需求。

　　台湾学术界的反形上学，并非全然来自于追随西方哲学发展的结果，而与当时史学界的「史观」有关，具体而言，则与排斥新儒学的价值系统，或否定客观规律，特别是唯物史观，当然更重要的是*空气使然，[27]当时的学者除了本身执着于故纸堆外，历史家（su b j e c t）相信「应该」对研究对象（ ob j e c t）采取中立，「也可以中立」的看法，也使他们可以作象牙塔 的知识分子，无视于学院外台湾生民的处境与民族前途。

　　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进程深受西方影响，这几乎是一般学术界的常识，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八年（1 9 0 2）发表〈新史学〉一文，极力主张以近代西方的治史方法来批评传统中国的史学著作，这在当时历史学界掀起一阵波澜，带来了深刻影响，其后遂有史料学派或史观学派的发展。[28]史学界常将这股受到兰克影响，并主要由傅斯年带动的历史研究方法，统称为「史料学派」，虽然学界对史料学派的界定不一。[29]最近杜正胜在〈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30]一文中，质疑傅斯年与兰克学风的影响，是否一如杜文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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