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史学界鉴于葡萄牙长期侵占澳门，对于澳门的历史地位评价，传统的看法是不高的。近些年的澳门史研究者，以比较冷静的态度来研究澳门的历史，既不因１８４９年特别是１８８７年后葡萄牙对澳门的侵占而否定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也不因１９世纪后在澳门兴起了鸦片贸易、苦力贸易和澳门成为东方的蒙特卡洛而贬低以往澳门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而对１６世纪中叶以来的澳门以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地位，分阶段进行研究，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一般学者都能强调１６—１８世纪间澳门作为亚、欧、美洲贸易的中继港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外港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它是中西文化交汇的桥梁，黄启臣、刘重日、黄鸿钊、邓开颂等在这方面有所论述。对澳门开埠之初８０年国际贸易的黄金时期而言，费成康甚至认为，澳门在国际上的地位甚至比广州、长崎、马尼拉、马六甲、巴达维亚更为重要，它是远东最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是中国最重要的与海外交通的窗口。（见《澳门四百年》）

与人们对中国古代以长安为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的高度重视相对比，费成康在《重新评价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里，从总体上考察了澳门的历史地位问题，呼吁给予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明星地位作出恰当的评价。费文认为，由于通过澳门等地进行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因此以澳门为锁钥的海上交通干道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不比丝绸之路逊色。费文认为，对于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中国来说，通往西方最重要的交通路线只有两条：一条是以古都长安为起点，穿越中国西部及中亚、西亚的沙漠、戈壁和崇山峻岭，抵达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从西汉起至明朝初期，一直是中国与西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干道（但是这条古道后来被横梗在中间的奥斯曼帝国所隔断）；另一条，便是１５世纪末、１６世纪初葡萄牙人驾船绕过好望角，穿过马六甲海峡，所开辟的连接东亚的海上航线，这时，中国才以广州、澳门为门户恢复了与西方的联系。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中期约３００年间，这条航线便成为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干道。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可以看出，在明季澳门的黄金时期，澳门在东西方交通中的地位可直追丝绸之路起点的古都长安，此后直到鸦片战争前，澳门仍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东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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